活着电影影评

　　活着电影影评（一）

　　电影《活着》被誉为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当代野史，确实名副其实。

　　这是一部安静的影片，不曾出现多少大哭大嚎、大悲大戚和竭斯底里，仿佛只是一段主人公福贵一路走来的注释。

　　片名为《活着》，可是贯穿整部影片的却是接踵而至的死去，主人公福贵先后在民国失去了父亲，在内战中母亲逝去，在“大跃进”中失去了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女儿。每一次的死亡，看似意外，但冥冥之中又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动荡、抑制的时代，是对生存在底层的百姓无情的掠夺，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从形式到内在实现，一贫如洗。

　　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他始终怀揣着海市蜃楼般的希望，踩在现实的浮冰上。无法掌控的表象迸裂之后，依靠自身本能的漫长耐心，在窒息状态下延续生存。生命如同一块海面，对所有的惨剧照单全收。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扭转过来了。

　　这是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也是从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一种真实、麻痹的生活状态。按这个定义来说，我们每个人成了受虐狂。

　　由是，观众，不仅是旁观者，也是套入这个故事中的一员。每个人的自身，既是历史铺展开的卷轴，又是受历史牵引压榨而生的产物。现实没有为人们怎样活着提供选择，而每一步前进的步伐都成了一种必须。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拍的最成功的一部片子。影片平实、朴素的记叙与情节保持了一致，场景永远是灰蒙蒙的，一如那个荒谬的时代和蒙昧的社会。葛优饰演的福贵，表情和动作维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活灵活现地叙述出了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身上那种自然而又悲哀的耐性，在被迫面对各种失去后，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仿佛领略过了生命的各种真谛，但最终兴许还是归于无物，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人世，又赤裸裸地离去。

　　情节上，张艺谋在原著的基础进行了大幅度的处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插入了一些新的情节，例如凤霞的死的过程中并没有王教授这个角色。但是引入王教授这个角色，更加直白地揭开掩藏在凤霞之死背后的隐情。观众在经历过视觉和心理的冲击下，看到了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

　　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动，是福贵谋生方式的改变。从小说中福贵向龙二借了两亩田过活，变成了向龙儿借了一副皮影戏做流浪艺人。皮影戏又至始至终贯穿了整部影片，恰恰将小说的农村背景搬到了城市，开拓了视角，利于电影语言的表达，达到了更加平民化、普遍性的效果。而给我的理解，“皮影戏”的意象又可以有一种人生如戏、悲喜皆空的意味。

　　电影将有庆的死因由原来的为县长夫人输血过多而死改为疲劳中被拉去学校做工而导致被春生撞死。揭开有庆裹尸布的血淋淋的一幕，将人物的悲惨性充分视觉化。虽然不及原著的情节在政治上那么尖锐，但是学校逼迫学生搁置学业投入全民大炼钢，在另一个层面上投射出大跃进背景下至上而下的思维模式的荒谬和行为方式的粗糙，中国走的社会主义的伪科学路线以及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肆意横行。与之前工作人员来福贵家中收铁器有庆翻开福贵放皮影的箱子提出箱子上的钉子和皮影上的铁丝也是金属又有某种隐秘的联系。相较之下，改动之后的情节避免了绝对化，更显意味深长。

　　在结尾也有大手笔的改动。原著的结尾是这样的：凤霞难产死了，她的丈夫在打工的时候被石板压死了，二喜的儿子由福贵养着，后来吃豆子撑死了。福贵的家人全都离他而去，只有一头老牛伴着他，他说：“人嘛，就是要活着。”

　　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悲剧而变态，在苦难深处，反而不知为苦。只有沉醉于苦痛，所有的伤口才会不药而愈。

　　然而电影的结局显得温和得多，凤霞死后，她的儿子取名为馒头，福贵和家珍带着二喜和馒头一起生活下去。这样的处理使悲剧停留在一个适可而止、容易让人承受的范围之内，使观众的视角从纯粹的悲剧更多地转移到生命和历史的关系上。

　　有几句比较经典的台词。当年儿子问福贵：“小鸡长大了变成什么？”有庆的回答是“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而结尾处，孙子再次问起他同样的问题，他不再回答“共产主义就到了”而改成了“等牛长大了，馒头也就长大了”。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对社会寄托的塌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语美好梦想的粉碎，而后生活最终还是落实到生活，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一部平铺直叙的流水账，所有的修饰都显得多余，这就是活着最坚实的表达。

　　还有是福贵和春生在战场上面对尸横遍野的情景，不像其他大多数电影，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悲伤，而是惊讶，这种情感也许是面对死亡更直接更真实的感受。他们目瞪口呆地说“家里人都不知道――就这么死了”，“福贵啊，我们可得活着回去了”，“回去了，可得好好活呀”。

　　“好好活”这句话深深刺到了我的神经。这是每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意愿，但是“好好活”的标准又因人而千差万别。而作为生活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标准始终在不断放低，最后完全依顺于麻木与不幸的世界。

　　这部平静的影片却被列为中国十大禁片之一，在意识形态上强行批注了“不和谐”。时至今日，这个国家已经有勇气承认过去犯下的一些错误，但是又为什么没有勇气承认得彻底呢？既然有勇气面对过去了，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没有勇气面对现在改正现在呢？

　　因而面对历史和现实，除了付诸一声叹息，还能说什么呢？

　　面对充满苦痛的“活着”，又能说什么呢？

　　活着电影影评（二）

　　《活着》的故事线索从国共内战一直横跨到文革，时代变迁巨大，其中的社会变迁、政权更迭、制度移位本就暗含着巨大的戏剧性。人物在这一段岁月中涤荡，编剧尽可以借助这些道出人生百味。但《活着》却选择另一种方式，将时代背景彻底隐于幕后，成为故事的舞台，而不发挥任何其他戏剧性的功能，让人物经历的人生变故仅为个人悲剧，而非时代之错。但这样一来，故事中两个孩子的死倒也显得矫作，显得为福贵这人本就倒霉，自己作死。而非“生活无常”。“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质感与力量也因这过于明显的戏剧化设置而被一定削弱。

　　但另一方面，这一设定也是为《活着》本身的故事特点所决定的。《活着》讲述了主角福贵一家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变迁，故事本身并无明确的一条关乎于中心事件的主线，福贵所处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各自的指涉，因此在叙事上，《活着》的叙事线是散的，是一部较落地的生活戏。因而在生活戏的面貌上体现出可看性便是该剧在剧作上的难度。故而才有了两个孩子死去这一小段落内的过于明显的人为斧凿的戏剧性设置，这两处可看为《活着》在整体剧作上的硬伤，但这两场戏也确是为了叩问人物，体现生活变迁，体现“活着”这一主题而必须展现的，这两段戏，放在《活着》整部影片的风格中来看，是个死局，未必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该剧在对其他段落可看性的处理中，是极为成功的，可看性并不等于戏剧性，《活着》剧作的成功之处便是对角色所处时代的细致展现，如故事前期的唱皮影戏、赌馆赌博，对于民国时期大少爷生活的细致展现，中期时大跃进炼钢铁、吃大食堂以及后期的文革面貌，这些多为生活状态戏，而不带多少的戏剧性，关乎于人物命运的戏剧性转折基本没有。在这一点上，(www.huamate.com)《活着》的处理颇像当时香港喜剧娱乐片的处理方式，都没有一条明晰的叙事主线，故事都为段落拼接而成，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看点，就像一根线索串联起来的珍珠，每一颗珍珠都有各自的亮点。只是香港的喜剧片着力于“闹剧式”的娱乐，而《活着》着力于精细的生活刻画，力求展现生活的气韵。是为《活着》的得道之法一。

　　《活着》成功的第二个处理为对于铺垫与呼应的运用。呼应其将一串散戏真正串联起来，给人以“唏嘘”之感，这以春生这一角色为代表，春生与福贵唱皮影戏被抓壮丁，在军营里，故事埋下了春生喜欢开车的伏笔，之后春生跟着解放军到南方打仗，之后故事来到大跃进时期，福贵得知儿子被区长的车不小心撞死，后来才得知，区长就是春生，荒诞唏嘘之感瞬间形成。福贵老婆家珍更是对春生说“你欠我们家一条命。”之后到了文革，这句台词又得到了呼应，春生在文革中被打为右派，老婆自杀，半夜找到福贵家，将这些年攒的钱都给了福贵，以赎撞子之罪，家珍看到春生这几年的态度，终于原谅春生，怕春生轻生，又对其说出“你可要好好活着，你欠我们家一条命。”同一句台词因呼应有了不同的意义，散戏也被紧密地连了起来，生活变迁的唏嘘感就此一挥而就，“命运无常”浑然而成。呼应的另一条线索为装皮影的箱子，皮影箱最一开始代表活着的希望，而在故事结尾，成了福贵外孙养小鸡的箱子，意味深浓。《活着》正是借着呼应，才使得整部影片“形散而神不散”，气韵一贯到底。

　　活着电影影评（三）

　　记得当年看完余华的《活着》的感受，就是命运无常，纨绔子弟不学好成败家子，败光了家业却因祸得福，成了贫农，勤快人辛辛苦苦积攒了土地，到时候却成了富农被打击，甚至整死。

　　我们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近那段历史，命运巨大的荒谬性常令人惊到回不过神来，而那段历史，留存于各种纸张、胶片，以及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的头脑里，面目各异。

　　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充斥的是人性的阴暗，与被加害者的生不如死，而在这一部张艺谋的《活着》里，一切却波澜不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无论经历了几多生生死死的考验，结尾，失去了一双儿女的夫妻俩还不是和女婿、外孙平静的吃着饺子，好像忘记了刚从坟场回来，他们吃着，也有说有笑。

　　他令我们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控诉和谴责的大好时机。

　　而控诉和谴责是不是来得更痛快些，也容易产生振臂一呼、应者群集、激情四溢的场面，被煽动者或咬牙切齿、或摩拳擦掌、无不在群情激愤中体会到了某种快感，而感到自己是身在正义一方的。

　　群众，往往喜欢这样吧。

　　但是导演没有这样处理这一切。他放掉了一个振臂一呼、令众人纷纷跟着挥手喊口号，从而体会到被簇拥被跟从的满足，他没有，他只是冷静的回看历史，通过一家人的命运，让我们这群观众，在冷静与清醒的状态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与思考，所以，这部电影是朴实的，诚挚的，而且还是幽默的，它的不经心都精心的掩藏了起来，给我们看到的，便是一个命运的轮盘赌，上演着不近情理却又无可奈何的戏码，每个人，都摆脱不了，主张不了，向东的走向了西，往前的退了后，在这种无常不公中，人能做的，唯有接受命运，好好活着，罢了。

　　命运不可言说，如此复杂，提供给我们的故事，充满了荒谬性。出于好心去做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富贵的一双子女，有庆和凤霞的死，无不是好心办坏事。有庆正睡着，富贵为了表先进，特地背着还睡着的有庆去了学校，结果县长的车撞倒了学校的院墙，睡在墙下的有庆被压死了。女儿凤霞生产，女婿找来了“反动学术权威”，权威几天没吃饭，富贵好心买了馒头，权威饿极了，一口气吃了7个，噎住了，富贵好心给他水喝，结果适得其反，水加速了馒头的涨大，“1个变7个，7个就是49个”，权威差点不行了，凤霞产后大出血，权威自顾不暇，使得本来可以抓住的求生机会失去了，凤霞死了。

　　而哪一次是因为恶人出手呢。没有，都是一些好人，出于好心，而出力、忙活，结果适得其反。在陈凯歌的文革场景里，坏人做恶，人性无耻，而这里上演的一幕幕，却没有那种惨烈与丑陋，但是结果却一样不见得好。

　　有的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命运，比如有庆的死，不可预知。有的是因为缺乏常识，比如给老教授喝水。好心未必办好事，就好像是，如果走错了方向，你走的越快越起劲，离目标就越远。

　　好人也会恨，但他们渐渐学会了接受。家珍曾怨恨春生害死了有庆，可是当春生在文革中受迫害时，她意识到他也是个好人，而主动帮助他――恨到最后，甚至找不到指责的对象，一切唯有归咎于命运。没有持久的恨，因为家珍终归是善良的。而这种善良的底色，几乎充斥了剧中的人物。

　　因为命运无常，所以人们喜欢找乐，比如皮影，富贵曾靠他养家，文革中烧了，装皮影的箱子就拿来养小鸡，看见箱子里毛茸茸的小鸡，会令人觉得生命的多姿多彩与闹热，不管是皮影，还是别的，人们总要活下去，一个没了，还会有另一个接替。还有那些平实的幽默，在生活里无处不在，瘸腿的憨厚女婿，对着主席像说：毛主席老人家，今天我把凤霞接走啦，把众人都逗乐了。这应该是一种善意的调侃。说的人即使认真，笑的人却未必端正。因为笑声是人们度过严酷最好的武器，多少愁忧在笑声中被消解，一笑泯恩仇。

　　生活里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那是命运的无常，人们渐渐学会了知天乐命，本片便是传达了这样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因为活着就是希望。有庆、凤霞去了，还有馒头，而馒头的日子只会比现在好，富贵一家三口说着，心里充满了希望。

　　活着，并且心存希望，相信未来――那是食指的名诗。这部作品便是这样带给人们希望。生活里的丑陋固然很多，人却不能因此就失去信心，自暴自弃。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眼睛看过去，映进心里的就不同，即使文革，也并不都是那么惨烈，很多人，也在那个时候收获了温暖的记忆。

　　记住温暖，充满感恩，好好活着――横竖都是活，何不这样呢。